堕落政客的婚姻悲歌：汪精卫与陈璧君第11部分阅读
。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j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汪精卫随即再次将陈公博从成都召至重庆，对他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陈公博表示对于第一、二、三条都不能同意，汪精卫也不能离开重庆。他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人谈起?”汪精卫强调:“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从此，汪精卫在重庆心猿意
1936年10月8日中日两国最后一次外交交涉。左起:蒋介石、日本大使川越茂、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后来曾为汪精卫投放探路，参与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看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后，又逃离了日汪的魔掌，回到了抗日阵营。
马，度日如年，只等吉日良辰一到，就要“改嫁”了。“重光堂”密约藏在汪认为最可靠的人———陈璧君手里，陈又怕事情败露，
将密约烧掉。
“和平运动”鼻祖(1)
时令接近大雪，南国的重庆一股股西北风呼啸着从湍急的嘉陵江刮过来，寒意逼人。193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戒备森严的珊瑚坝机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来。车停后，三男一女先后下车，一个个东张西望，注视着各方面的动静。距离飞机起飞仅有五分钟，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又疾驶进机场。这一前一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是: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桂连轩、王庚余。这是他们秘密逃离重庆的最后一幕。汪等为什么要叛国投敌，除上篇所谈，这里还要赘述几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汪精卫即对抗战抱有悲观情绪，他说:“中国战下去，日本不免于伤，中国则只有死而已。”他表面高唱“人人抗战，处处抗战”的高调，但他的头脑里真正想的是:“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7月，又声明将“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垂青、诱降，汪受宠若惊。在汪周围的一伙国民党要员，周佛海、梅思平、高崇武、陈公博等组成“低调俱乐部”，对中国抗战悲观失望，成为汪叛国的主要帮凶。
抗战中，国民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由于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似乎只剩下“焦土抗战”的道路。1938年6月，国民党军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j'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j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j呢?如果像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j。”武汉、广州失陷后，汪精卫就所谓“和平救国”和蒋介石屡次发生争论，遭到蒋的驳斥。正如今井武夫所说:“汪一面反对焦土作战和游击战，一面公然倡导‘和平救国'而无所畏惧，不顾逼迫自身的危险，毅然咆哮不停。”“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国家，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近卫声明。对此，蒋介石于11月13日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的演说做出了答复，表明了彻底抗战的决心:“中国抗战的前途愈形光明。各战线的中国军队已退入山地，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于我方有利。”“要之，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敌均不足惧。”蒋介石的这一演说无疑是对近卫声明的答复，同时也是对汪精卫和平劝告的反驳。汪听到后大为恼怒。
随着战局的发展，证明日本人的“速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1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11月16日，汪和蒋两人吃饭时，汪精卫情绪激动，振振有词地责问蒋介石说:“自从国父逝世十二余年，党国重任一直落在你我二人肩上。开始是由我主政，但我很惭愧，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后来由蒋先生主政，你同样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如今，祖国半壁河山沦陷在日本人手里，千百万同胞惨死在日本的枪林弹雨之下，你我应该感到有愧祖宗，有愧同胞，有愧子孙!因此，我提议:我俩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气得直哆嗦，猛地摔下筷子，好一阵才说出话来:“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说着愤慨地站起身来，两手卡腰，对汪说:“逼我辞职，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像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
蒋、汪会餐大闹而散，汪狼狈回到上清寺官邸，认为只有逃出重庆，在日寇的卵翼下，才有他的用武之地。和蒋介石在一起，无论台上台下，他都屈居下风，这口气是出不来的。汪精卫加快了与日本人合作的步伐。11月23日，汪精卫发表《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一文。称:因为误解焦土抗战，而至于将长沙付之一炬，是极为痛心的事。今日抗战，是存亡所关，不仅要有热烈的感情，并且要有冷静的理智，一切标语口号，都应该细析其内容，而确定其价值。指导是必要的，煽动是不必要的，不从焦土抗战的口号为然。24日他发表演讲，题为《牺牲的代价》。谓:牺牲是必要的。但近年以来，有许多人横着一种谬见，以为流寇方法，可以对付侵略，这是滥用焦土政策之最大原因。历史上以流寇方法对付政府，不是政府将他赶尽杀绝，便是他将政府打倒。这种方法不能为对外战争之用。
“和平运动”鼻祖(2)
12月1日梅思平抵香港，携来答复函由高宗武送交日本方面。复函内容:（一）汪精卫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本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必要明确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中国内政;（三）汪精卫预定于12月8日离开重庆，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这期间，因有严守秘密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四）汪要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按计划，周佛海12月5日先飞抵昆明，趁蒋介石远在广西之际，汪等8日逃离重庆。6日凌晨，整个重庆还沉浸在睡梦中，一辆轿车偷偷驶出上清寺官邸，将汪的儿子、女儿送到珊瑚坝机场，直飞香港。上午陈璧君将一包大洋交给她的侄子陈国琦，说:“你把这60块大洋交给交通部长彭学沛先生，请他预购7张10日去昆明的飞机票，就说汪主席要带几个随员去云南视察。”正在这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汪的高级秘书曾仲鸣匆匆赶来，对汪说:“昨天晚上，从来不到我家来的戴笠突然带着两个随从‘拜访'我来了，而且一坐3个多钟头，直到晚上10点才走。不知姓戴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汪精卫皱了下眉头，说:“嗯!值得警惕。”陈璧君满腹忧虑地说:“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秘密?”
“用不着大惊小怪。”汪精卫显得很镇静，“不过我们的一举一动要特别慎重。只要老蒋在8日上午以前不回重庆，姓戴的奈何不了我。”
“国民党领导的军统，监视起国民党的副总裁来了，你能容许?”陈璧君冲着汪大发牢马蚤，“亏你这几天还是代理总裁!”
曾仲鸣也在一旁敲边鼓说:“越怕这怕那，越引起人家怀疑。”汪精卫经这一激，胸脯一挺说:“仲鸣你去打电话，先通知戴笠汇报军统近来的活动。”
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陈立夫。
上午9点，戴笠乘一辆吉普车来到汪的官邸，被汪骂得狗血喷头，戴笠毕恭毕敬地听着，嘴里连声说道:“我对汪主席的教训甘领甘受!请您看我今后的行动。”
汪的这一招倒真灵，等蒋介石第二天回到重庆时，第一件事就问戴笠对汪的监视情况，戴就说他多方侦察，没有发现汪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戴笠走后十分钟，有人轻轻敲门，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夹着黑公文包走进来。汪对这个头目的突然来访，满腹狐疑，强装笑脸说道:“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祖燕兄!”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陈立夫坐下说道，“六天前，您和委座吩咐组织部草拟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特许登记办法》，已经草拟好了，请汪主席审阅。”汪草草看了一下，便指示:“此件印发给中央各机关党组织、地方县以上、部队军以上单位。”
正当汪精卫计划出逃的前一天，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突然从桂林回到重庆，并夜探汪精卫，告知蒋介石将于8日回渝，这一下打乱了汪、陈一伙的叛逃时间表。原来，蒋介石接到孔祥熙的秘密报告，说汪精卫正与日本人勾搭，决定立即飞回重庆，并要陈布雷当晚去汪公馆摸清汪精卫与日本人勾搭到了什么地步。陈布雷深夜到来，使汪大吃一惊，当陈坐定之后，汪很客气地说:“布雷先生一路辛苦，风尘未洗，深夜驾临，有何指教?”陈说:“汪先生，日军进逼，战局危艰。布雷请副总裁赐教。”汪精卫不明陈布雷的来意，模棱两可地说:“这个战局，”他停了停，接着说，“敌我两国可谓各有难处。”陈布雷接着问:“日前，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项声明，声称‘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未知副总裁对此做何评论?”老j巨猾的汪精卫，哈哈一笑，以问代答，他说:“兆铭正想请教委员长对此做何评论?布雷先生作为委员长的幕僚长，一定很了解委员长的胸中韬略吧?”陈见汪不做正面回答，反而进行试探，字斟句酌地说:“委员长的见解嘛，可谓一如既往。”
陈布雷走后，汪精卫立即与等在书房的陈璧君商量，怀疑他们的行动被蒋介石发觉了，决定留下来静观形势变化。7日深夜，汪密电在香港的高宗武，告知“因蒋介石突然来到此地，不得不将8日出发的预定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如蒋介石逗留时间较短，等他离开重庆后，从重庆出发，如时间较长，则借口尽快从重庆出发。”8日汪派陈春圃送幼子、幼女赴昆明转河内，陈在昆明，负责与龙云等联络。
蒋介石听了陈布雷夜探汪精卫的经过后，9日，亲约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在自己的别墅开会。下午二时，汪准时到达了。汪、蒋互相审视着，都希望从对方的表情中找到可疑之处，当四只眼睛碰到一起时，两人同时显出做作的笑容，齐声互问:“近来身体好吗?”一阵寒暄过后，会议开始了。首先，外交部长王宠惠汇报世界局势及日本对华方针。议题很快转到中日战争问题上，汪又打出和平停战的招牌。会上，汪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有自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并攻击蒋:“一直优柔寡断，没有拿出和平诚意。既不愿意打，又不愿意和，既要当表子，又要立牌坊，这可能吗?”蒋介石听后，强压着火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定个日期，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仗还打不打，让大家讨论。”会议不欢而散。
“和平运动”鼻祖(3)
汪精卫一到家，几位亲信不约而同地打听情况。汪考虑一会儿说:“明天不能走，等观察几天再说。”曾仲鸣却很焦急，认为不能按期出发，必须设法告诉日本政府，汪摆出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说:“我是有准备的，马上给周佛海拍电报。”电报内容是:“兰姐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闺佳期必须等候。”这是事先规定的暗语。“兰姐”是指汪精卫，“秀妹”是指日本政府，“出闺佳期”是指日方发表声明的日期。
12月10日，汪电高宗武转告日本:（一）蒋介石来重庆，是由于其他公事，工作并未暴露;（二）余的处境与计划完全没有变化，希安心;（三）大约延期7天，预可以转入既定的行动。以后一连几天，风平浪静。汪经观察和分析，自信蒋没有怀疑他会逃离重庆，紧张而忧虑的心情开始安定下来。
15日晚，周佛海的内弟杨惺华秘密从昆明潜入重庆，会见汪精卫。原来，周佛海是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的，9日秘书长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要他立即返任。这是蒋介石的命令。
周佛海后来回忆说:“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急万分。”“我如果返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
由于汪不能如期出逃，日本主子也搞得很被动。按计划，近卫11日的广播演说，只好以患病为理由，推迟到14日。到了那一天，汪还在重庆，近卫无奈取消这次预期的演说，从大阪溜回东京。日本方面甚至怀疑汪精卫是否有投降诚意。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也不得不取消定好的包厢。为了摸清情况，周佛海才派人回到重庆。汪请杨惺华带信给周佛海，决定18日赴昆明，行前还有电报给他。
16日，汪精卫前往蒋介石官邸访蒋，谈约30分钟。晚10点左右，一辆客车装着汪精卫家的金银软细、日常生活用品、重要的书籍和公文，在陈国琦等护送下，离开重庆直奔昆明。
17日上午，汪分别给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写信，阐述他逃离重庆的理由。信封上写道“请陈布雷先生转交”等字样。放在卧室里的桌子上，等日后军统特务来索取。
汪精卫在重庆，像热锅上的蚂蚁，又焦急地熬过了一天，才找到脱逃的机会。18日，预定蒋介石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可以不出席。正好乘机出奔。
18日凌晨5点多，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七人挤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对将逃离重庆做最后一次研究。决定七个人分两批走，上午10时，汪精卫往见行政院长孔祥熙，告之前往成都讲演。随后，同陈璧君、曾仲鸣、汪文婴、汪文惺、何文杰等直奔机场。
机场上虽然军统特务密布，对乘客严格检查，但对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一行，几个特务面面相觑，只得让他们登机。谁知登上飞机，汪还没坐稳，忽然发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在机上，汪又是一惊，心想是不是老蒋派他来监视我们?周至柔见是汪精卫，赶紧起身谒见。陈璧君在一旁忙说:“汪先生应云南龙主席的邀请，去昆明讲演。”曾仲鸣对汪低声说了对周至柔的怀疑。
飞机航行约十五分钟时，周至柔忽心血来潮，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我向汪主席做汇报表演!”说罢，走进驾驶室，亲自驾驶飞机。
云南省主席龙云（左三）在机场迎接以“演讲”名义飞抵昆明的汪精卫。
顿时，汪一伙吓得心惊肉跳，他们担心周把飞机开回重庆。曾仲鸣掏出笔记本，轻轻撕下一页，在上面写道:“密切注视，如果转变航向，由连轩把周击毙，由曾对付周的卫士，文杰和常焘保卫汪主席夫妇。”纸条在同伙中秘密传阅。约又过了二十分钟，陈璧君透过机窗往下一看，以为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不由大惊道:“周司令!你为什么把我们送到重庆?”曾仲鸣和桂连轩等四人的右手同时插入自己的口袋，紧紧握住手枪。这时，飞机驾驶员哈哈大笑，说:“是沱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汪曾多次乘机来往于重庆与昆明，他往下仔细观察，说道:“航向没有错，刚才经过的地方的确是泸州。”又是一场虚惊。
飞机抵达云南上空，周至柔才离开驾驶室，笑着对汪精卫说:“报告汪主席!周至柔汇报表演完毕，您看我这个航空兵合格不合格?”周的举动，把汪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很不痛快，强装笑脸说:“合格，合格。”
飞机终于到达昆明上空，在机场上盘旋一周，开始下降。这时，汪往下一看，又吓一大跳，只见机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汪甚疑惑，龙云明知他是秘密出走的，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搞欢迎?这龙云玩的是什么把戏?汪一伙心慌意乱地走下了飞机舷梯。
原来，按汪的计划，陈春圃曾通知龙云:汪飞昆明时，为了“不引起日寇注意，避免敌机中途截击”，只请龙云一人去迎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龙满口应允。在机场上，省府各厅、署、局长，都在列队迎候，满街挂了旗帜，军乐队也大吹大擂起来。云南王龙云身着上将军装，满面红光，恭候着汪精卫。龙云此举，本为讨汪的欢心，但汪做贼心虚，一见当时场面，大为不满，害怕阴谋暴露。龙云回忆说:“在汪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做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夜深，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他叫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话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
“和平运动”鼻祖(4)
19日下午，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乘龙云为他们包租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仓皇逃往河内。为制造假象，汪在起飞前致电蒋介石称，称因飞机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下午2时30分，汪精卫一行赴飞机场。3时15分乘包租的专机起飞，5时30分抵达河内。从此，
汪精卫集团便公开走上投敌卖国的罪恶道路。
河内惊魂(1)
汪精卫一伙乘飞机仓皇出逃，抵达河内以后，20日上午，汪精卫偕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汪文婴等乘汽车经海防赴距河内100公里之海滨。下午，返回河内。23日移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不慎将腿跌伤。12月25日，周佛海、陶希圣、陈春圃赴港不成返河内，并偕陈公博来三桃山。汪精卫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并嘱转告。”26日下午4时，汪精卫召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共同讨论，反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但无具体决定。1939年1月28日，汪精卫以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这是一栋两层法式小花园洋房，时值严冬，但这里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景色如春，梧桐成荫。二楼朝南的大房间成了汪氏夫妇的卧室。在这里，汪精卫没有特别的警戒，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向他行刺。
1938年12月23日，日本首相近卫迫不及待地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会上讲话时，一方面对近卫声明表明态度，同时也否认汪等行动与政府有关。他说:汪是“请假”去河内养病，即可返渝。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但蒋介石想错了。主子的招降书一发表，奴才赶快响应。29日，汪精卫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在香港公开发表。这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宣言。一个近卫声明，一个汪精卫《艳电》，主唱奴和，紧密配合，二“卫”双簧开演了，吹出了一串的“和平”肥皂泡。
国民党的副总裁叛国投敌，使蒋介石感到大丢面子，便使出了先软后硬的手段，但都没起作用。图为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在发表《艳电》的同时，12月30日，汪精卫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本军方提出4点要求:一、日华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引起纷繁的事端;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至6个月期间，希望日方每月援助港币300万元，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支出;三、在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等，要求日本发动军事行动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汪的可耻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
1939年1月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指出汪的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
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的力量。国民党内，以冯玉祥、何香凝等为代表，要求惩办汪精卫。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投降，也相当恼火。蒋介石首先试图用软的一手，进行笼络，以弥补裂痕。蒋介石表面上宣布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但暗地里又派人去河内进行游说。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2月中旬，谷正鼎受命第一次赴河内，希望汪精卫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汪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蒋介石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厕身其间，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只希望公开发表对于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则权操中央，他不愿意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后的行止。汪并托谷正鼎转告蒋介石，“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我之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得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汪的以上自白，已表明他投敌卖国的决心。
一个月后，谷正鼎再赴河内，携带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照，见了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生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公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一听，知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想起过去和蒋的矛盾，狠狠地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到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又说:“你去告诉蒋，他曾数次暗中迫害、追捕、驱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国应时回来，去来何尝得过他的护照?!”一席话，说得谷正鼎目瞪口呆，心知游说无望，便拿起护照告辞。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他以前八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不同，将被人看做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卫对此计划也非常踌躇。
河内惊魂(2)
在谷正鼎游说失败的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带着陈布雷的信，劝周佛海脱离汪精卫，返回重庆，周也以安全无保障为借口，拒绝会面。也就是在此时，高崇武正在日本东京，代表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及其他军政要人谈判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具体办法。
谷正鼎回渝复命，蒋介石知道已经笼络不住了，于是决定来硬的一手。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立即找戴笠密谋，做了暗杀汪精卫的布置。
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飞抵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调兵遣将，派遣刚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鲁翘，到香港办好出国手续去河内，以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为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陈恭澍和王鲁翘一行，来到河内总领事馆，和总领事许念曾共同密谋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办理好出国手续，分批前往河内。戴笠指定这次行动以陈恭澍任总指挥，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认识汪精卫，负责指示目标。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当面交代说:“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稍后，戴笠使用何永年化名，领了出国护照，亲自飞河内检查暗杀的各项准备工作。
另据沈醉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是这样记载的:戴笠把原任军统局临津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余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甚是熟悉，之后即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
高朗街二十七号，除住有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外，还有朱执信的女儿、秘书陈国琦等数人。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大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也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的卧室。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并搞到了汪精卫寝室的房门钥匙。当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他们一伙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陈恭澍叠的八卦又失灵了。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
许念曾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忙找陈恭澍商量，做出了一个在达莫桥上狙击的行动计划，报告戴笠。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后，指示由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决定跟踪至目的地，再伺机行事。
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汪精卫早已知道戴笠派特务跟踪，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手的虚实，显示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驱车向前飞驰，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陈恭澍的车子调头后，汪精卫的警备车紧跟着也驶过来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泡汤了。
此时，对汪精卫来说已是风声鹤唳了，坏消息不断传来，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汪精卫开始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是，已为时过晚。再据陈国琦口述:“在河内时曾仲鸣荒滛糜烂生活始终未改，每天晚上十时一过，等汪氏夫妇就寝后就出门寻花问柳，直到深夜二三时才回来，这时不敢开铁门，怕铁门声响惊醒了汪氏夫妇，只好爬上围墙，然后循着预先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下到院子，再
跑回卧室。这些情况都为住在对过窥探了一个多月的军统特务看得一清二楚。”后如沈醉所记述的:戴笠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决定越墙而入。3月21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外一间房内去了。军统特务从花园后面逾墙而入，撬开楼下的门，蹑足登楼，直奔曾仲鸣卧室之外。卧室门上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军统特务已了如指掌，所以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
河内惊魂(3)
当时，曾仲鸣已听到有人登楼的声音，刚好起床察看，结果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被打得弹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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