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政客的婚姻悲歌：汪精卫与陈璧君第9部分阅读
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规定限三天破案。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
汪精卫被刺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风波。
1935年刺汪政治风波(3)
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
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由于找到主谋，也
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蒋介石对徐恩曾也就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安排下，徐恩曾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此后，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蒋介石的“钦定”，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在香港、上海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的潘汉年。
而刺汪的领导人华克之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1937年春，华克之到达延安。他回忆说:
“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
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
“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做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已。他们表示对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刺汪案告破后，虽说蒋介石脱了关系，但陈璧君感到蒋介石其人心狠手毒，大权独揽，国难又如此严重，所以劝汪趁机辞掉一切职务，到国外去，以免寄人篱下，让老蒋一个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12月1日，汪精卫分别致电五届一中全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各部，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此举正中蒋介石的下怀，遂了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宿愿。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汪精卫乃于1936年2月19日，偕曾仲鸣、汤良礼、诺尔医生等人悄悄乘德国格兰新年轮赴欧。陈璧君因病未来送行，留在国内充当汪精卫的耳目和谋士。陈璧君召集汪的亲信王懋功、谷正纲、沈次高等人积极策划，暗中监视蒋介石的活动，并及时向汪精卫报告。
1939年1月1日，在国民党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后，大家团拜。此前汪精卫已公开投降日本。冯玉祥对蒋介石说:“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逃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j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铜像，来纪念他。”
刺汪案与“江淮大侠”王亚樵(1)
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全国轰动。蒋介石也大为恼火，限期戴笠破案。在侦破过程中，戴笠等知道孙凤鸣要刺杀的人主要是蒋介石，其次才是汪精卫，只因蒋没有出场，孙凤鸣才刺了汪精卫。同时，又发现晨光通讯社与王亚樵有联系。戴笠一方面派人追捕晨光通讯社的其他人员，另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捕王亚樵及手下的人。结果，在香港与此案毫无关系的王亚樵的人余立奄、胡大海、周世平被捕。
沈醉在他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说:“戴笠在早年最使他感到头痛的劲敌，是在上海活动的安徽
帮帮会首领王亚樵。这个人有一群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去干绑票、暗杀工作。”“戴感到此人不除，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受威胁，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之患。”沈醉认为:六中全会的行刺案，是王亚樵组织的规模最大、部署最周密的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实际上戴笠和沈醉都搞错了，此案是华克之一手部署、策划的，王亚樵只是提供了一部分经费。那么，蒋的军统特务为什么把矛头对准王亚樵，并于1936年11月将其置于死地呢?王究竟是何许人也?
旧中国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它是帝国主义插手我国政治，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又是流氓、青帮互相争斗、残杀的舞台，还是蒋介石等各种政派势力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的地方。王亚樵是20年代到30年代初上海滩上拥有千人以上的号称“斧头党”的帮会暗杀集团的首领，是一个神秘的帮会人物。王亚樵就是在这种异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从事暗杀活动的。他曾组织党羽，先后暗杀过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又参与谋杀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等，曾轰动一时，名噪上海滩。就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大流氓杜月笙，对王亚樵也不无三分畏惧。
王亚樵以其一步十计、擅长诡辩的特点，由一个亡命徒逐渐挤入中上层社会中，为旅沪皖人所重视。后来，王在上海组织安徽劳工总会，纠集在沪做工皖人为会员，逐步形成了帮会小集团。不少人拜在王的名下为学生。亡命之徒也多出入其堂坳间，形成一种颇有势力的特殊组织。王成为众人推戴的惟一头目。
王亚樵向往荆轲刺嬴政，以侠义自诩。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为军阀齐燮元之鹰犬，民愤极大。更主要的是军阀卢永祥、齐燮元矛盾很大，争权夺利，不可调和。因此，卢拟寻找适当人选，设计杀徐，而找到了王，王同意承担暗杀任务。1923年11月4日派其党羽，在英租界云南路转角处将徐击毙。卢永祥通过王亚樵轻而易举地除掉了政敌;而王由此得到二万元活动经费及拥有四百人枪的“浙江游击司令”职务。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齐燮元决心报复，导致了苏、浙战争的爆发。
1930年7月，王亚樵受上海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李鸿章的侄孙）的指使，派其党羽刺杀了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所说刺赵的原因有二:一是王亚樵事成可以获得一万五千元巨款和一条大轮船所得的净利;二是为王乐平报仇。王亚樵与失意军人常恒芳和王乐平等对蒋介石独揽军政大权、专横跋扈不满，于1929年在上海秘密组成了暗杀蒋介石的组织，地点设在王乐平家中。事情为赵铁桥侦悉，于是秘密前往南京报告给蒋介石。蒋立即派特务于1930年将王乐平杀害于家中。因此，王亚樵对赵恨之入骨，早存杀赵报仇之念。
当时，李国杰托其叔祖李鸿章的余荫，成为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他大肆攫取钱财为己有，招商局被弄得千疮百孔，破败不堪。赵铁桥因有功于蒋，又走了系二陈兄弟的门路，被委为招商局总办。他上任后采取了许多措施，都严重地触犯了李国杰的利益。“到了1929年，赵发觉李不但把持产业，更有利用局产营私的企图”，于是便不再犹豫，断然下令将公司接收过来，改由总管理处管辖，另设产业科管理。至此，赵、李的矛盾愈加尖锐。李国杰密叫其弟李少川转请王亚樵杀赵。王早有此心，一拍即合。1930年7月24日，赵铁桥乘车至招商局下车，被早已埋伏那里的王亚樵党羽连击十枪，血流如注，当场死去。
1931年，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在蒋介石、宋子文的排挤下，被迫下台。孙科气愤异常，遂派其亲信马超俊面晤王亚樵，请予刺杀宋子文，并给巨资以供各项布置暗杀费用。这是杀宋原因其一。其二，胡汉民被蒋介石骗到南京囚禁，被释后，报复之心甚切。闻上海王亚樵能杀人，乃以重金结纳。晤谈之下，胡汉民誉王为“江淮大侠”，王亦感恩知己，愿为效力。第一炮就是上海北站刺宋子文案。
王亚樵承诺孙、胡二人之后，在京、沪各设一个刺宋小组。住南京小组不断与国民党财政部进行暗线联系，侦察宋的行动，
新婚不久的唐腴胪被误刺身亡。
但始终无下手的机会。1931年7月23日，侦悉宋子文当晚赴沪与财团商洽借款事宜，即电告王亚樵:“康叔（暗号）准于本晚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王急命党羽八人立即到北火车站等候下手;又派十余人把守站外各处，做监视和抵抗路警围捕之用。24日上午8时许，宋专车到站，在随员卫士等簇拥下下车。宋的秘书唐腴胪走在前面，因唐的身材、衣着与宋相似，刺客一拥而上，集中对唐射击;唐中弹多发，当即倒地，做了宋子文的替死鬼。宋子文乘势躲在石柱后面幸免。这时刺客认为目的达到，掷出两颗劣质炸弹，顿时黄烟笼罩，刺宋八人和在外把守的十余人均混入乱窜的旅客中安全退走。
刺汪案与“江淮大侠”王亚樵(2)
刺宋案发生后，蒋介石大为震怒，令戴笠侦破，一时风声很紧，王闭门不出。戴笠虽对王尤加注意，却难获得实据，也就不了了之。
大难不死的宋子文。
1932年，王由香港重返上海。但因军统特务对王及党羽侦缉毫不松懈，必欲捕获而杀之。不久，王和他的重要党羽又一次避往香港。1935年春，王等商量今后行动计划。王提出:“今后必须暗杀蒋贼。请大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如何才能接近蒋的身边，以便有机会下手的办法。”之后，接受了华克之的建议，也就是上面谈到的“搏浪计划”。王答应给予支持，提供经费。
案发后蒋介石更欲杀王，王之不除，不能安枕。王乃率亲信党徒，再次避往香港。蒋介石派特务前往香港，多方侦察，终发现王的踪迹，最后在广西梧州将王击毙于旅馆之中。
1936年10月，国民党《南京日报》以醒目的大标题:“暗杀党头子王亚樵被刺。”报道说:“王亚樵平常不守正道，专门聚集亡命之徒，暗中谋杀异己，企图危害国家要人，现为争夺女色，被人暗杀;刺客将其面皮削去以泄恨”云云。
如何评价王亚樵的暗杀活动?在此引用华克之在“为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讲到的话:“我们不是王亚樵的徒弟，也不是任何人的徒弟，我们有绝对独立的人格。关于这一点，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如以王亚樵抗日爱国反蒋的精神而论，王亚樵是个好人，我们确曾和他结成过爱国抗日反蒋统一战
线，自信无愧于良心。”
几个好“妹妹”(1)
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妻子是陈璧君，而汪精卫的两位红颜知己却不为人所知，一位是方君瑛，汪精卫对这段恋情终生难以忘怀;另一位是与方君瑛相貌酷似的施旦。1907年初，汪精卫、胡汉民赴南洋宣传革命、筹募经费，当汪精卫在槟榔屿演讲时，当地富商之女陈璧君为他的风采所倾到，不久也到了日本参加了革命，并尽量找机会和汪精卫接近，可是汪精卫对陈璧君却并不热情。
然而，陈璧君加强对汪精卫的进攻，不是找机会请他吃饭相处，就是读书。她还拜汪精卫为师，请汪精卫教她做诗填词。相处时间一多，汪精卫渐渐与陈璧君不拘行迹了。后来汪精卫对此有了警惕。不久，汪精卫为做刺杀行动准备离开日本前往香港，摆脱了同陈璧君的感情纠葛。
汪精卫到香港先去找方声洞，方热情招待他，并介绍妻子曾醒和妹妹方君瑛与他相识。方君瑛豆蔻年华，明艳照人，她那天真而大方的谈笑，使汪对她起了怜爱之情。方君瑛见汪精卫才华横溢，对汪产生了爱慕之情。汪精卫因在香港等待制造炸弹，只好暂留方家。在这段时间，汪精卫和方君瑛渐渐熟了，方君瑛已改称他为“四哥”，还常请汪精卫教她做诗词。一天晚宴中，汪精卫乘着酒兴，怂恿方君瑛唱出方声洞感咏时事的新作:天风吹过西海头，万丈波涛总不休;大汉男儿应有责，拼将热血洗神州。
方君瑛大大方方地用粤语唱出，汪精卫和她再同声合唱。由于教作诗词，汪精卫和方君瑛日渐亲密。一天，方声洞向她打趣说:“君瑛，你将成为女诗人了，可别忘了老师的循循善诱啊。”方君瑛说:“只怕四哥忘记我，我才不会忘记他呢!”汪精卫说:“有这样好的妹妹，就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也忘记不了啊。”此后，汪精卫准备北上，他悄悄地向方声洞夫妇告别。饯别宴前，方君瑛献出向“四哥”送别的小诗两首:
其一:相聚又相别，明朝各一方，为君歌易水，声意两同长。
其二:此去须珍重，无忘此日欢;殷勤为汝祝，努力更加餐。
汪精卫朗诵她的诗句，领悟到她心扉中透出一股柔情!汪精卫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爱情。1905年，汪精卫因刺摄政王被捕，被判为永远监禁。他被关进刑部以后，少有敢去探望者。陈璧君用金钱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衣送食。汪深感患难中同志友爱的珍贵，遂于长夜寂寞之时，赋《怀故人》一诗，托狱卒转交陈璧君。
陈璧君读到汪精卫的情诗，特地绣了一对枕头，送给狱中受难的意中人，并附上情书向汪精卫表达爱意，有“虽不能生前同衾，也望能死后同|岤”等语，并提出希望汪精卫答应和她先订婚
妹妹成众的汪精卫。
约，要求汪精卫立即答复。身处铁窗的汪精卫对于陈璧君的一往情深，不得不报以“不论生死契阔，彼此誓为夫妇”的承诺，并且填了一首《金缕曲》赠她。不久，武昌起义发生，东南各省相继独立。汪精卫于1911年11月6日被释出狱，陈璧君喜出望外，与汪精卫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1912年民国成立，陈璧君向汪精卫提出正式结婚的要求。汪精卫回到广州征得兄长兆镛的同意，为举行婚礼，汪精卫、陈璧君两人前往香港购办衣物，顺便探望亲朋好友。当他们到方声洞家中时，才得知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之役中牺牲了。两人在灵前上香行礼，怀念当年情同手足之情不禁泪下。最伤心的是在一旁的方君瑛。在汪精卫出事被捕的消息传来时，方君瑛每日一面垂泪，一面朗诵汪教她的诗句以寄托情思。如今，她眼见汪精卫和陈璧君终成眷属，不觉万感交集失声痛哭。汪精卫得知方君瑛自方声洞牺牲后，由于哀伤过度，近来常常生病，他唏嘘不已，只得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而去。汪、陈两人从香港回到广州，在汪精卫家中举行了婚礼。
1913年革命党人讨袁失败，在法国巴黎，汪精卫声言不再过问革命之事。方君瑛也来到巴黎，他们住一处面对海水、北倚山云，名叫“鸦尔加松”的小村，汪精卫夫妇常去聚会，或游泳，或垂钓，往往尽兴而返。但是，如果是陈璧君同去，方君瑛大都推托身体不适或准备餐点，留在家中。只有汪精卫一人前来时，她才兴高采烈地陪伴。她不多说话，常常面对浩瀚的大海，默默出神，令汪精卫莫测高深。
一天，汪精卫与方君瑛独处在海边绿阴之下，他对她表达了爱意:“我是爱你的，知道你也爱我。可是却被现实环境所限制，我常常很痛苦。我想，你虽然参悟了佛法，内心又何尝不痛苦呢?”方君瑛很受感动，也对汪精卫表达心声:“爱情寄托，最宝贵能天长地久相知相维，又岂在朝朝暮暮共枕厮守。”他俩经过互诉衷肠，从此相处，反而觉得身心泰然。回国后，汪精卫和陈璧君在广州创办一所“执信中学”，一切经济事务等，均由陈璧君负责，并请曾醒、方君瑛来执教。不久，陈璧君赴美筹款，汪精卫为与方君瑛相处，从家中搬到学校居住，课余之暇，他必然造访，饮茶闲话，其乐融融。有一次汪精卫率全校师生前往黄花岗公祭先烈。当晚，汪精卫又携带瓜果之类的吃食，再去访晤方君瑛姑嫂，夜深不去。曾醒困倦先寝，他和方君瑛移坐屋前花棚之下，情话绵绵。汪精卫到了情不自禁时，向她透露他和陈璧君的婚姻，没有爱情，成为一种桎梏，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也耽误了她的青春。本来感情丰富的方君瑛，经不住汪精卫热情如火，信口吟出王次回的一首艳诗:
几个好“妹妹”(2)
意密形疏自幼闻，情深更厌雁离群，人间多少双飞侣，未必如侬切念君。
汪精卫听后，不觉百感交集，他准备隐姓埋名，和她同到深山密林，过隐居生活。倒是方君瑛现实得多，她说:“你是隐不了姓，埋不了名的，何况国事如此，你还有责任，于公于私，都不能够退隐!”汪精卫不禁凄然流泪说:“我的自误，只有怨天;你由我误，却不怒我。我粉身碎骨，也不能报你于万一了。”
方君瑛无可奈何地说:“叹天下有情人，都难成眷属;是前生注定事，已错过姻缘。”汪精卫激动地说出他最后的心声:“天可荒，地可老，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即是死了，也是永远不已的。”自此以后，方君瑛似乎不能自持地和汪精卫成双成对地到处游玩，不拘形迹。当陈璧君从美国返回后，就首先责问汪精卫怎样处置她?生下儿女怎么办?接着要和他见孙中山先生，请先生主持公道。随后跑到学校对方君瑛冷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入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
方君瑛分辩道:“四哥一向以亲妹待我，没有和你结婚以前，就是如此，和他公开一起走动，有什么不对?何况我们是清白的，问心无愧。”陈璧君一面冷笑，一面说:“哼!清白的，谁能保证?问心无愧，问什么心?”方君瑛气愤地流下眼泪，说:“你不能如此地侮辱我，欺负我。我即刻离开此地，永不和你见面。”陈璧君反唇相讥:“学校是我办的，你不走，难道我走?”陈璧君正说着，汪精卫进来，见方君瑛受到如此委屈，对陈璧君大为不满，指责她不该在学校当众责怪方君瑛。
陈璧君见汪精卫替方君瑛说话，更是满腔妒火，撒野哭闹起来:“你不爱我，我就毁了你!你不要做人，我干吗还要做人?”方君瑛见此情形，万分悲痛地跑回房内，登时晕倒，经过医生诊治，曾醒再予安慰，也就暂时平静下来，并约好第二天就离开学校。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的家庭，也为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以死明志，在写下三封遗书后，她悬梁自尽了。
第二天早上，曾醒首先发现，痛不欲生。汪精卫闻讯赶到现场痛哭捶胸，连叫:“是我辜负了君瑛!”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又前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他仍然怀念方君瑛，日渐憔悴。对于陈璧君根本不予理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精卫在南京出任行政院长，陈璧君骄横的个性又增加了傲慢的成分，并干预汪精卫的政事，因此一般人对陈璧君无不讨厌，汪精卫则因怕麻烦而顺从她的意志。一天常找曾醒聊天的汪精卫，在曾醒处发现一个明艳照人的客人，蓦地一惊，经介绍，才知她叫施旦，是曾仲鸣部下一个凌姓的太太。交谈之下，汪精卫得知她留过学，中国文学也很好。曾醒见汪精卫兴致很高，知道是施旦勾起了他对方君瑛的怀念，因此，特地留汪精卫和施旦一同吃饭。饭后，汪精卫殷勤相送，并约施旦于星期天到他家进餐。届时，施旦打扮得清秀脱俗地去赴约，在汪精卫的书房里，她和汪精卫谈起做诗，要求拜汪为师。汪精卫非常欣慰，立即应允收她为徒，并对她流露爱意。施旦被汪精卫的仪态风雅所吸引，早已芳心暗许。但她也知道和汪结合
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时的汪精卫。
是不可能的，见汪精卫对她示爱，她也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心愿:“我是有丈夫的，你也有妻子，况且陈璧君傲岸妒悍是出了名的，所以环境不容许我们相爱结合。我们的情，只能限于精神，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罢了。”汪精卫点头感叹说:“恨不相逢未嫁时，你能够给我精神上的爱，我也满足了。”此后，施旦常来汪精卫的官邸，直到陈璧君归来才疏远。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生闷气。
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第二年回国，汪精卫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陈璧君也不敢多与争论，汪精卫得以常和施旦接近，他把施旦丈夫凌某当做亲信人员，施旦经常出入汪精卫的官邸，服侍他的病体，逐渐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分，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
抗战爆发以后，汪精卫卖国降日，堕落为大汉j。汪精卫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常常想起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一次在陈璧君刚离开南京赴香港的第二天，施旦忽然出现在南京汪精卫的官邸。她丰容盛貌，汪精卫大喜过望地款待她，问她何故突然到此?施旦说一年来是在九龙一家庵堂带发修行。与丈夫离婚后，复来故地。汪精卫激动地向施旦表示:“已经错过了方君瑛，不能再错过你了。”施旦却说:“以你的名誉地位，不能离婚再婚。何况，我这次来找你，也不是为了想和你结婚。”她只想跟在汪精卫身边做一个情人。于是，汪精卫安排施旦在官邸中做一个女秘书。
陈璧君在香港得到消息，匆匆赶回南京。当陈璧君向汪精卫提起此事时，汪精卫坚决地向她表示:“施旦是个人的秘书，也是心爱的情人，谁也不准反对。”这大出陈璧君的意料，她正想吵闹，施旦却和颜悦色地向她表示:“你是他的夫人，无人可争，我不能，也不愿我们之间，有任何争执。”她继续说:“他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她来爱，当然是种心理变态。我是已离婚的人，我觉得让他心理上得到安慰，好振作起精神，应付当前他所处的艰难环境，所以才对他迁就，成为他心目中的情人。这对你们夫妻之爱，并没有妨碍。”“他对我说，他的生命，只有5年;报纸也发表过了。为了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能以和他相处而安定他的心情，使他自觉生气蓬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脸吵闹，结果对你却未必有利……”
几个好“妹妹”(3)
施旦的话使陈璧君想起当年方君瑛的事，同时想到汪精卫的身体已经不起打击，于是她沉吟不语。施旦见她态度有变化，接着说:“我只是个仆人，祸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间，只要你决定我走，我马上离开此地，离开他!”陈璧君思前想后，觉得施旦的话有理，也就默认她在汪宅的身份。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陈耀祖的太上皇。于是，施旦在汪精卫身边身兼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1944年，汪精卫病情加剧，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医生认为汪精卫非去日本医治不可。汪精卫知道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并宽慰他说:“我会每天为你闭门诵经，祈祷佛祖，你一定能康复生还。”汪精卫感慨万端，向施旦表示:“旦，世间只有你最了解我的痛苦，能减少我的痛苦……”“如果我能康复生还，当然和你重聚;否则，等我棺木运回，你可即离京，去隐姓埋名。明天，我将送你些财产，供你维生。”
汪精卫在陈璧君母女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日本医治。施旦穿着汪精卫生平最喜欢的衣服到机场送行，目送汪精卫远去，凄然返回汪的官邸，取出汪精卫给她的铜佛，供奉在香案上，为汪跪拜求福。
11月，美机空袭名古屋，汪受到寒气侵袭，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翌日下午气绝身亡。当汪精卫的棺木运回南京时，施旦身穿白色衣裳，随着众人迎接。她不敢与家属一起致祭，只有低头流泪。等到众人致祭完了，她才悄悄地在灵前上香致祭。14日中午大殓，施旦也随众“瞻仰遗容”，当她见到汪精卫的遗体，不禁掩面痛哭。
汪精卫安葬的那一天，施旦跟随曾醒去送殡。到了墓地，曾醒特地拉她站在家属行列，随家属行撒土仪式。下午，施旦单独前往南京东郊梅花山汪精卫的墓地，献花致祭。在汪的官邸，施旦把她经管的账册钥匙向陈璧君交代清楚，然后辞行。她离开汪宅后，就去香港和姑母同住，进修佛法与外间隔绝，她将九龙新界后座的厅堂加以布置，中间挂着一张汪精卫的放大照片，案上放着汪精卫送给她的小铜佛，壁上挂着汪的亲笔小立轴，上录龚定庵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着春泥更护花。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陈璧君等以汉j罪被捕，梅花山汪的坟墓被炸毁，施旦想起汪生前“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的诗句，竟成一语成谶，哀痛之余，将汪的衣物埋在庵后空地上，并且亲笔题签:“汪精卫先生衣冠冢”小石碑竖立冢前，在庵中长斋念佛。
一向惧内的汪精卫。
汪精卫的一生，除辛亥革命前逃往日本与后来刺杀摄政王在北京坐牢外，其他都是舒畅和阔绰的。后来汪氏做了行政院长，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豪华奢侈之极不言而喻。
汪氏的住宅，在南京有如宫殿般的官邸，富丽堂皇，汪氏夫妇很是称心如意。在上海有六七处公馆，汪每次去上海，都行踪飘忽不定，狡兔三窟，一日多变。
汪吃的东西，虽山珍海味，也难包容。汪一到革命关键时刻或政治上失意时便周游各国，胃口也渐渐多样化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各种味道都需要。他有厨师六名之多，外国的除西餐厨师外，还有南洋厨师。中国的，有广东菜的、北平菜的、四川菜的、福建菜的等等。他和陈璧君要吃什么地方的菜，张口就要，做的可口，马上有赏，否则一顿臭骂，比西太后还难侍候。
汪氏的衣着穿戴，一贯华丽。在辛亥革命前后最艰苦的日子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缩衣节食，日夜操劳，但他还是衣冠楚楚，翩翩如公子哥。以后官运亨通，就更是日甚一日了。汪夫人在这方面比起丈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年轻时，就浓妆艳服，以招众目。以后，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其姿态有点像上海白相人的嫂嫂，到什么地方都大出风头，做作超群，不可一世。
汪氏夫妇喜听谗言，以至成癖。被陈璧君视为惟一女伴的李凌霜，最善搬弄是非，两面三刀，陈却把女儿嫁给李的儿子。李在汪、陈面前和颜悦色，满面春风;在外面，则气势汹汹，狗仗人势，谁要不讨好她，哪怕是汪的秘书，她也能招之而来，挥之而去。
汪精卫一向惧内，人所共知，就是后来做了伪南京政府主席，对陈璧君也是恭敬如客。此时，陈长居广东，却对汪在南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有一次褚民谊在上海主办中华电影公司，在到南京向汪汇报时，汪与一个女电影明星合影留念，照片神态颇为亲近。结果，陈在广东闻之，醋意大发，即日乘飞机赶赴南京，向汪诘责，纠缠不休，哭骂不止，汪桌上的公文摆饰全被翻于地上，闹得狼狈不堪。随从、仆人无人敢来相劝。随后，陈又把随从室全体人员及副官侍卫等召集在一起，骂了个狗血喷头，责问这些人为什么看到汪与女人混在一起竟不加阻止，究竟是何居心。旋又亲自前往褚民谊私宅找其晦气，褚知道得罪不起，三十六计，溜为上计，躲藏起来。褚妻陈顺贞为陈璧君母之养女，平日就一起畏陈之威，惟有听其吵闹，不敢做任何申辩。
自此之后，陈提议在汪精卫公馆中设机要秘书数人，由她的侄子和五弟负责，监视汪精卫的私生活。
几个好“妹妹”(4)
汪以多病闻名，养病治病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他的病，一方面是身体确不健康，更主要的是他逃避革命，或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时的一个应付的妙法。大家知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汪精卫呢，或去度蜜月，或去养病，一直在国外，不问国内革命之事。中山舰事件后，他又出国养病。“九一八”事变时，他又在国外治病。西安事变时，他看到有机可乘，便说病愈归国。可见，汪是用病来搪塞政治难题，虽很狡猾，却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政治能力软弱的投机者。总之，这样一个病态的人物，只能出现于病态的政治之中。现在，这种病态的政治人物，已成为历史陈列馆中的一个古物，或是政治解剖室中的一具尸体了。
坐落在沪西愚园路1136弄31号?br/>
</p>